读史使人明智，这话也就老外如此说。咱们说起来，读史就和老奸巨滑联系起来。如果读资治通鉴，那这家伙大概就不可以交往了，除非你也读了而且想挑战一下自己。

　　但是大家不必要因为我看了就不再搭理我。我可不觉得资治通鉴是为了教人如何如何的狡猾和算计他人，决非教人以害人之心，虽然可以教人以防人之心，目的却是教人以为人之道，或者说为政的正道。其次它也不能教人如何狡猾和算计他人，更多的是用历史在阐述儒家观点，或者说司马光的观点，大家觉得司马光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在资治通鉴里找找“臣光曰”，可曾有任何厚黑与狡诈么？这本书的编著目的是教育皇帝，所以纳谏（听取别人的意见）、守礼（君君臣臣的儒家观念）、守信、休息养民，无不充斥其间。然而历史总是有黑暗的时候，无耻的暗箭、卑劣的小人、龌龊的黑手仍然在资治通鉴里有一席之地，有人只从资治通鉴里看到了厚黑和暗算，就仿佛有人在红楼梦里只看到淫一样。

　　这是本很棒的好书，虽然用文言写就，但是对高中文化水平的人也可以应对（我的文言，就是高中文化水平了吧！）。而且从书中一直是在用事例在告诉我们如何做，而不是政治课本一样的说教。也许相比某些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现代的大学生更需要的是好好读资治通鉴。

　　我以前看过的历史书，教科书自然是不能算数的，以前读的普及类如上下五千年、世界五千年也不能和资治通鉴比，只有高中时候看过的《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著，是差不多级别。恰巧的是，我家的《中国通史简编》只有前半部分，就是宋以前的部分——这下可好了，虽然范先生比缸先生多知道了一千年，但是在我这里没任何区别，咱没看过。

　　本外行做个比较：

　　首先，虽然都是史书，但是资治通鉴的目的是借鉴前代故事，治理当代国家，所以对军政、君臣对策侧重的多些。在文化、经济就完全是空白。读到唐纪的时候，我一直想看看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三大诗人会怎样出场，没想到前两个就没露脸，白居易则完全是一个谏官。如果只看资治通鉴，还以为白居易是魏征的同行呢（其实好象也是）！中国通史简编就不一样了，本来就是历史研究类的书，完全是为研究历史而写的。所以对军事、政治事件就写的没有资治通鉴那么详细，一方面是因为篇幅限制，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史料庞杂，范文澜控制的比较严格。比如历史上人物的对话，甚至一些密谋，怎么能保留那么多呢？经济文化占到了书篇幅的接近一半。我那时候最恨这些东西，看起来完全没意思，跳过！就像资治通鉴里的奏章一样（看来我看书水分还是很大的，难怪我那么能灌水）。

　　其次，个人感觉在资治通鉴中更多的融入了司马光个人的喜恶，而中国通史简编就客观的多（肯定也是有范文澜的个人感情在里面的）。比如在写到石敬塘时候，资治通鉴就着力把石敬塘往忍一时之辱建万世功业的形象上描绘，而不是我们现在比较通行的觉得石敬塘是个无耻小人，割地还做儿子。大概是因为当时宋朝政治使然吧！司马光显然是认为当时时机不适合攻击辽收回燕云的，自己又给排挤了，干脆就在书里继续施加自己观点的影响。中国通史简编就没这样明显的，不明显的我又看不出来。个人以为，那是因为中国通史简编是采取了比较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以后的一个结论，既然是科学的方法，那么很难去参合个人的观点。何况范文澜又是个正直的学术人。当然，他是正统的马列史观，而中国通史简编的来源也是他在延安授课的讲义，那么对书中的观点偏向还是会有影响的。

　　最后，我觉得资治通鉴写的比中国通史简编有意思。在网上有人列出了读史的三大境界，说第一个境界是权术，第二个境界是天下大势，第三个境界是纯粹的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要照这个说法，范文澜显然是在第三个境界里，而司马光大概是在第二个境界吧！小陈我呢，当然……不是第一个境界，连第零个也没到。我还处在小孩儿听故事的阶段，不同的是小时侯是爸妈讲，大点了自己看，再往后就是司马光、范文澜等人在讲，我还不全听，只拣自己喜欢的听。所以哪个故事性强，就喜欢哪个。

　　外行之见，方家取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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